刑法大修 死还是不死？

　　摘要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世界上死刑罪名最多的一部法典。《刑法》第八次大修改已出台，这是我国立法机关继1979年第一部《刑法》颁布之后首次削减死刑罪名，同时，这也是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后，我国在控制极刑方面的又一次举措。下面，请看相关内容。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世界上死刑罪名最多的一部法典。近日，《刑法》酝酿第八次大修改的消息不胫而走，这将是我国立法机关继1979年第一部《刑法》颁布之后首次削减死刑罪名，同时，这也是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后，我国在控制极刑方面的又一次举措。废除死刑是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，但是，此次《刑法》酝酿修改的消息一出，还是引发了争论：死刑罪名该不该减?老年人该不该免死?……这在法律工作者、法学教授中间有着不同看法。

　　“减少死刑是减少活人的敌意”

　　“对被告人判了死刑，对受害者来说从表面上看好像体现了公平，但对被告人的家庭也造成了同样的伤害，这个家庭就可能产生对政府对社会的积怨。”

　　“逐步地减少死刑，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，国民素质高的国家来得快点，国民素质低的国家来得晚点。”这是云南鑫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爱国的看法。

　　这一看法与很多法律学者相同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赵林说：“不仅仅在于国际形象和文明的发展，从社会角度来看，对暴力犯罪国家采取暴力的方式解决，以暴制暴、以恶制恶，这样的方式不利于社会的稳定，只会造成因果恶性循环。以死刑来达到震慑力的作用，但死刑越多并不意味着犯罪会减少。”

　　但上述观点也被很多反对减少死刑罪名的人批为“迎合国际形势”。提到此次《刑法》修改，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耿国平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是持反对意见的。”

　　耿国平认为，废除死刑是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，大部分国家没有死刑，有些国家即便有死刑，但也基本不用。社会危害不大的犯罪可以规定不用死刑。从这方面讲，死刑有必要减少。但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，他认为还是有必要设立死刑：“在社会各种矛盾凸显的情况下，严厉的《刑法》和酷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。”

　　多年来，每次提到废除死刑罪名时，学界常举的例子就是传授犯罪方法罪。“这种罪名在特殊时期发案率要高一些，虽然现在很少发生，但一旦发生这样的犯罪行为，危害是非常大的。”耿国平说，现在《刑法》设立的很多罪名都是“挂在墙上”，像传授犯罪方法罪，这些年根本就没有用，不过没用也要把它“挂”着，一旦有用的时候，它的作用就特别大。

　　“从理想的角度看，当然希望所有罪名都是无用的，没有人犯罪了，那还要《刑法》干什么?”耿国平认为，社会存在潜在矛盾，一些之前没有设立的罪名反而应当增加。他说：“比如贪污腐败的案件，一个腐败分子在位期间其腐败的行为没有被查获，退休后将自己的腐败经验传给了另外的人，那么是不是就不处罚传授方法的这个腐败分子?显然是说不过去的，否则久而久之这些犯罪势必会增加。”

　　而刘爱国认为，其实对罪犯执不执行死刑，对罪犯的家庭都是伤害，这个家庭里少了这个人，整个家庭都会痛苦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犯罪本身对罪犯自己就是一种惩罚，而减少死刑也是减少活人对社会的敌意。

　　赵林对这一点的解释说，对被告人判了死刑，对受害者来说从表面上看好像体现了公平，但对被告人的家庭也造成了同样的伤害，这个家庭就可能产生对政府对社会的积怨。

　　去年，云南省高院审理了一起杀人案件，双方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。因为邻里纠纷，一直有矛盾的楼上楼下两户人家，有一天又吵起来，楼上的老人找到楼下，争吵中，楼下的老人把楼上的老两口都杀死了。案件一审，中院判了死刑，而省高院在二审时改判为死缓。判决刚一下，受害方家属当然不服，他们的观念里杀人就要偿命，法官做了多次工作，受害方最后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结果。

　　“其实楼上的老人已经死了，就是判楼下的老人死刑又能怎么样?他家的老人也不能活过来，不判楼下老人的死刑，还可以给受害人家属一些经济补偿，这对他们也是一点安慰。”赵林用案例说明，如果判了楼下老人的死刑，那这个老人的家属也会受到伤害，还可能对被害人的家属怀恨在心，同时有可能产生报复心理。

　　高龄老人犯罪死还是不死?

　　“法律条文设得越少越不容易让人钻空子。制定法律就像织渔网，织得越密漏洞越多，织得越粗漏洞越少。”

　　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巍认为，从医学的角度看，老年人的年龄大，他的责任能力就减弱了，因为他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都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了。从《刑法》的谦抑性原则来看，死刑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，不是《刑法》的目标。对于预防犯罪来说，死刑并不是最好的手段。

　　高巍的观点在耿国平这里遭到了反对：“老年人要想犯罪的话，可能更容易。”耿国平认为，老年人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，老年人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，完全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对自己的行为是非辨别的能力很清楚。而未成年人则没有这样的辨别是非的能力，是因为他涉世未深，对事物没有准确的判断。如果将“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”写入《刑法》，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，那么这样就会给这部分人群造成一种误解，反正犯了罪，也不会被判死刑。老年人社会阅历丰富，对他们来说有些犯罪行为可能更容易，明文规定不对老人适用死刑，这样无疑放任了老年人犯罪，同时，一些利用老年人群犯罪的案件也势必会增加。所以，老年人犯罪不应当取消死刑。

　　耿国平认为，《刑法》设立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，取消对老年人犯罪适用死刑，对预防老年人犯罪也不会有好效果。老年人犯罪存在多方面的因素，过失或者因为精神、智力上有障碍另当别论。因此不应该对老年人不适用死刑加以特别规定，如果要体现对老年人的关怀，可以将高龄列为量刑上的法定情节。

　　昆明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秦海云表示，从他的办案经验看，老年人犯罪的几率很少，多是因为邻里纠纷、经济纠纷之类。而因为生理原因的限制，老年人也很难进行恶性暴力犯罪，60多岁犯案的情况都不多，70岁以上更是寥寥无几。秦海云认为，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老年人群从人生的阶段来说，已走向自然衰亡，再对他们处以死刑，意义不大，不如对老年人的量刑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，表达更为人性的关怀。

　　秦海云也不排除会产生有人利用老年人犯罪的情况，因为现在也有人利用未成年人和孕妇犯罪。“法律条文设得越少越不容易让人钻空子，规定太细反而太死板。制定法律就像织渔网，织得越密漏洞越多，织得越粗漏洞越少。”秦海云认为，不能为了震慑利用老年人犯罪，而不关注老年人的死刑适用问题。

　　“活刑不比死刑的惩罚性轻”

　　“外国有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或减刑，罪犯有可能被关一辈子的，它的法律震慑力绝不亚于死刑。”

　　虽然大家都觉得控制死刑有其积极意义，但有人担心死刑罪名的减少会导致犯罪的增加，或者可能引发其他犯罪形式，比如经济类犯罪、拐卖妇女儿童罪，可能不比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小，取消这样的死刑罪名，让人觉得是对这类犯罪的放任。而活刑增加、改造时间延长，是否真能起到预防、惩罚、教育的作用?

　　我国目前的《刑法》反映出一个不足，即“生过轻、死过重”。按照现行《刑法》，数罪并罚也才判到20年，在同一宗罪案里，有人判了死刑立即执行，有人判了死缓，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又出来了，这就存在着“生轻死重”。

　　“外国有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或减刑，罪犯有可能被关一辈子的，它的法律震慑力绝不亚于死刑。”秦海云认为，从世界文明潮流看，我国《刑法》中设这么多死刑，不一定能有效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，因此，适当取消一些死刑罪名，延长坐牢或改造的时间，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　　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，在昆明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吴昱11年的办案经历中都没有判过死刑。她认为，对拐卖妇女儿童罪不适用死刑，也不会影响此类犯罪所要承担的责任，这是靠立法技术就可以解决的。而对于预防或打击拐卖妇女儿童，吴昱说：“我们可以换个思路，如若不存在买方市场，卖家的‘货’就没办法出手，所以也可以从打击人口买卖中的买方来遏制。”

　　“其实没有买方就没有卖方，反过来没有卖方也就没有买方。拐卖妇女儿童罪，确实是可以利用立法技术进行调整的。”高巍也说，单纯的拐卖妇女、儿童的案件，嫌疑人是不会被判死刑的，一般只有在拐卖过程中发生伤害，以残忍手段将被拐对象杀害、发生强奸导致被害人重伤、遗弃被拐对象导致死亡等情况时才会判处死刑。

　　“一般拐卖，其目的是经济利益，为了保证经济利益，犯罪者一般会保证被拐人的安全，如果发生杀害、强奸的情况，可以按照故意杀人罪、强奸罪论处，这些罪名是有死刑的。”高巍认为，经济类犯罪，并不像暴力犯罪那样让社会感到强烈的紧迫感，经济类犯罪的目的是经济利益，把犯罪者关起来或者摘掉他的职位，犯罪者就已经失去了再次犯罪的条件，或者并处经济处罚，对犯罪者也已经是惩罚了，没必要非得杀人。

　　“犯罪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”

　　“现在城乡二元制，就业小额贷款没有昆明户口的就不能贷……我们该思考一下为什么被执行死刑的人98%以上是农民的孩子。”

　　然而，不杀人，改用活刑，又如何打消“反正最多死缓，改个无期，再改个有期，最后弄个保外就医”的担心呢?

　　耿国平认为，减少死刑和延长徒刑时间，一个很好的衔接，是像国外一样设立不得假释和减刑的条件。刘爱国也认为，延长有期徒刑的一个关键点，在于延长考验期：“现在对服刑人员的考验期很短，死刑的考验期是2年，2年过了改无期，无期也是2年的考验期，2年过了改20年有期徒刑，一般就是10年，那么一个死缓的犯人坐牢14年后就可能重归社会。因此，延长考验期，也就延长了服刑时间。”

　　而高巍和赵林则认为，无论是预防犯罪还是教育和观念的引导上，政府都应该加大投入，“小菜园的灯光亮度从50瓦提高到60瓦可能都会降低犯罪率，但是这是个投入”。过度依靠刑罚来预防犯罪是不可能的。死刑并不能保证刑罚的公平性，比如主犯判了死刑立即执行，从犯缓刑，关在监狱里可能10年后就放出来了，同样是犯罪，结果差距很大。

　　高巍说：“不要期望用刑罚来解决犯罪，犯罪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制度。罪犯有两种，一是对社会绝望，二就是被迫，没有其他的解决途径。3天没吃饭了他能怎么办?两抢事件都发生在什么人身上?现在城乡二元制，就业小额贷款没有昆明户口的就不能贷……这些都是制度原因，我们该思考一下为什么被执行死刑的人98%以上是农民的孩子。”

　　犯罪率最高的年龄段是15到25岁，高巍认为，这些人犯罪的真正动因，不是因为他们所犯罪行没有死刑，而是因为他们有侥幸心理，他们感觉“不一定会被抓到”。因此政府要保证法律的确定性，保证有刑必罚。

　　“司法越以暴制暴，越容易让个别群体产生对抗的心理。一些案件，比如抢劫案，被告人本身就没钱，即便判了赔偿也没有能力支付，即便判了被告人死刑、剥夺了生命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案件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。”赵林认为，政府有责任让公民认识这个道理，加强正确引导：“老百姓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应该通过工作让他们了解。其实重要的就是观念问题，在教育和引导上，政府要做大量的工作和投入。”

　　而对于刑事案件，赵林还认为，政府的一些救济机制要得到充分的体现，对被害人家属进行适当的补偿，这方面的工作，目前司法和其他相关部门已经在进行了。

　　本版稿件 本报记者 于向春 熊波

　　3类犯罪或免死

　　这次《刑法》大修改酝酿废除的死罪有3类：

　　■长期以来很少适用死刑的犯罪，比如传授犯罪方法罪;

　　■从社会危害性等因素考虑不需要适用死刑的犯罪，所谓“杀鸡无须用牛刀”，主要针对部分经济犯罪;

　　■通过立法技术的调整可以解决的犯罪，比如拐卖妇女、儿童罪。